文●霍长清

生育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础，是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前进方向。它是生育文化的延伸，是我国从单一的人口控制上升为人口质量和素质两个方面的概括。

然而，近年来出现的性别比偏高问题，却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趋势。这一现象与我国的生育文化（生育文明）建设极不和谐，会给社会带来或即将带来诸多不利，不可避免地影响我国生育文明的建设和良性运转。

出生人口性别比，是指每出生百名女婴所对应的男婴出生数。国际上认为，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正常值一般在103-107之间。2000年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升高到119.92，比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上升了8.5个百分点，超过正常值至少12个百分点，其中一胎性别比为107，二胎性别比为151.9，三胎性别比高达159.4。不仅农业人口中出生人口性别比较高，非农业人口的出生性别比也呈升高趋势。人们之所以对此格外关注，是因为在这看似普通的数字背后，隐藏着一系列令人担忧的社会问题，也给生育文明带来了很大冲击。

一、产生性别比偏高的根源

根据笔者多年从事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经历，分析产生性别比偏高的根源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传统的性别偏好是导致性别比偏高的主观因素。所谓传统性别偏好，指的是生育中对男孩的偏好，是在“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和支配下形成的一种生育观念。传统性别偏好是在社会生产力低下、社会意识落后情况下形成的一种生育观念。其形成的社会基础是母权制的被推翻和父权制的正式确立，发展变化与儒家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密切相关。“重男轻女”是一个历史范畴，在许多农村地区，生育男孩是重体力劳动和传统生活方式的需要，家庭养老模式是产生偏好男孩的经济基础；传统文化中只有男孩才能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依然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农耕社会里，我国逐步形成了“重男轻女”、“多子多福”、“养儿防老”，靠男性“传宗接代”、“祭祖送终”的传统生育文化。这种传统文化影响深远，至今在很多地方还根深蒂固，这是偏好生育男孩的社会文化根源。传统文化的一大观念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子乃无后，无后即不孝。由于这种观念作祟，不仅在农村，许多中小城市也大量出现遗弃女婴的现象。甚至一些被遗弃的女婴被外国人领养，据统计，美国从海外领养的孩子中有25%来自中国大陆，几乎全是女婴。

2.社会环境和经济条件是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客观因素。现在，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也在滋生“重男轻女”的土壤，诸如，毕业的大学生，女性相对男性就不好找工作。如果女性一面担负着繁重的社会工作,一面担负着繁琐的家务劳动,而且家务劳动还不被理解、不被重视,这能称得上“解放”吗？这样更累！从“妇女能顶半边天”,到是“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还是“嫁得好不如干得好”的议论,中国女性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滚滚洪流中,似乎正在对其自身价值、社会角色乃至人生坐标寻找新的定位。当“全职太太”越来越多地在我们身边出现,当女童辍学、女工下岗、女大学生就业难等日益成为公众话题的时候,很多人开始思考,女性究竟应以怎样的姿态与社会一同前行？

目前我国还有一部分人刚解决温饱问题，而在大部分农民看来，生育男孩不仅可以解决养老的实际问题，现阶段也可以给家庭带来经济实惠。2007年我们在一份入1000户的问卷调查中显示，生男孩原因为“家庭劳动力需求”和“养儿防老”两项分别为41％和45％。问卷中对“可以提高家庭地位”和“不受别人欺负”两项赞同率为28％。调查证实，现实中响应计划生育号召的有女无男户家庭实际困难很多，而政策规定的微薄奖励往往还不能兑现。在问卷中设计了6项奖励项目，仅有过去独生子女户多给0.5人份的土地（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作为一次性奖励，可土地政策是三十年不变，以后出生的独生子女家庭就没有这份待遇了。群众普遍反映，政府号召实行计划生育，但只有行政要求，没有政策鼓励。这就使得本来社会地位较低的生女孩家庭更受别人歧视，因此他们只得想方设法生男孩。

3.科技发展是造成性别比偏高的罪魁祸首。分析重男轻女的文化环境、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以及人口工作的重点这三个因素，与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的关系，只要纵观一下我国实施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以来的出生性别比变化，就会发现在没有B 超检测胎儿性别的70年代，三个因素的影响作用只有通过改变不同孩次性别次序的出生构成比，才能导致总出生人口性别比与分孩次出生性别比的变动。70年代高孩次出生性别比升高，但由于高孩次出生占总出生人口的比重量小，因此，未能造成总人口出生性别比的明显变化。可见，这三个因素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作用是有限的。近期的总体出生人口性别比与分孩次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并非是因为这三个因素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作用较70年代增强了，而是因为孕妇对胎儿性别进行B 超检测的问题日趋严重，有相当数量的保留男胎流产女胎所造成。随着B 超检测胎儿性别技术的发展及其检测胎儿性别问题的不断蔓延，为实现生育上的男性偏好提供了可行的条件。倘若没有B 超检测胎儿性别技术及检测胎儿性别问题的蔓延，中国近期出生性别比就不会出现异常偏高的明显现象。B超和人流新技术的普及应用使性别选择难度减小。

20世纪80年代以前农村婴儿性别选择主要手段是弃婴、溺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普及，B超和人流技术为性别选择提供了极为方便的条件。通过调研基层干部和群众，清晰地看到利用B超进行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呈现五大变化：①由隐蔽变为半公开；②由“坐等上门”变为“上门服务”；③鉴定怀孕时间由16周以上缩短为13～14周，怀孕后通过羊水（即DNA鉴定）就可以鉴别婴儿性别；④价格由每例几百元甚至上千元降至几十元；⑤由本地小范围变为跨区域大范围作业。人流的新技术也发展很快。

4.现行的生育政策客观上为性别选择提供了空间。之所以出现重男轻女、大量遗弃女婴等社会现象主要原因是“一胎化”政策，但这一政策之所以得以实施，与我国的传统文化以及社会经济等因素有关。传统文化的“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它并不会随着“男女平等”口号的深入人心而自动消失，相反会变得苍白无力甚至是“此地无银”。 我国一些地方现行的生育政策规定，夫妻是农村户口，第一胎是女孩的允许再生育一胎，第一胎是男孩的就不允许生育第二胎了。虽然制定政策时考虑了农村的实际状况，但无形中是鼓励人们重男轻女，很多家庭知道还有一次机会，当然要格外重视，有的不惜一切代价。无知的人们尤其是老人还在祈求菩萨的恩泽生子，科学的发展则让人们不惜重金鉴别胎儿性别。社会上的疏于管理，也为一些不法之徒创造了可乘之机。贩卖毒品的有杀头危险，这些人为了钱可以铤而走险。可想而知，疏于管理的社会，对那些专门靠给人鉴定性别赚钱的人连牢狱之灾都没有，使得他们做这件事情更加肆无忌惮。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某些名人、名家、明星、富商的多子女和农村贫困家庭的越穷越生，这对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带来了很大冲击。尽管现行的生育政策是基本合理的政策，是基本符合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政策，也是符合当前我国绝大多数群众觉悟程度的政策，但也存在诸多弊端。

二、对生育文明冲击的思考与建议

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根源，在于群众的生育意愿对性别的追求和数量的需求存在一定的差异。而现实社会中的经济环境和技术因素是其存在的客观条件。过去30年的计划生育工作，在面临人口恶性膨胀的严峻形势下，各级部门把注意力集中在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忽视了优化人口结构和维护人口安全，依靠强有力的行政措施，取得了控制人口高增长的卓越成就，使绝大多数群众对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能够基本接受。并且面对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十一五”期间人口和计生工作的新形势、新环境，据专家学者估计，到2020年中国将有近四千万男性，在婚育年龄时无女可娶。由此必然引发性犯罪、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等严重的社会危机和司法难题。如果真是那样的话，还有什么文明可谈！

我们认为，解决当前性别比偏高的主要问题应从以下两个方面下手：一是提高对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认识，二是拿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思路。宏观上应站在可持续发展和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政治高度，因势利导，用以人为本的理念转变人的生育观念，以切实的利益导向措施和强有力的政策推动，真正提高女孩家庭的社会地位，同时辅之以必要的综合管理措施，标本兼治，转变“重男轻女”的社会风气，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一）确立“以人为本”的理念，致力于转变人的生育观念。面对科技发达的新时代、市场经济的新机制、人口大流动的新环境、思想活跃的新农民，新时期的计划生育工作必须把“控制人口增长和优化人口结构，维护人口安全”统一起来，坚持“以人为本”，制定实实在在的利益导向政策，努力提高妇女和女孩家庭的社会地位，从而促进多数先进者，带动部分中间人，强化管理少数人，这样坚持若干年就能转变绝大多数生育者的观念，推动整个社会风气转变。然而现实社会说明，女孩生存环境欠佳，在婚姻、家庭、教育、经济、政治等方面，妇女地位和男性存在差距，真正实现男女平等任重道远。所以说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实施的“关爱女孩”项目，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光靠人口计生部门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国家应该根据实际出台一些相关政策，对生女孩户进行法律保护，落实资金奖励，优先解决就业，扶持家庭经济发展等等，让这些实实在在的措施不失时机的出现，并且长期坚持。同时，要加强对未来生育政策以及人口将要出现的新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坚持以科学的发展观，注意与其他政策的衔接，以便应对新时期、新人群、新情况、新问题，保持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

（二）必须依靠利益导向方面的激励政策和措施支持。转变整个社会风气和几千年形成的传统观念，仅靠口头号召很难解决问题。只有在分配集体收入、享受集体福利、划分宅基地、入学、就业等优惠政策方面落实到位，让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切实体现政府的关怀和重视，才能使他们的政治和社会地位真正有所提高。一是政府财政要投入一定资金，对实行计划生育的独（双）女户给予一定奖励，将社会资金，如扶贫资金、小额贷款、医疗救助、助学、奖学金等，向女孩家庭倾斜。这是一项低成本投入、高社会效益的民心工程。二是可以运用多种优惠政策，如制定对独（双）女升学（包括高等教育）和就业的优惠、优先政策，彻底改变一些就业上的性别歧视。同等条件优先录用的人事政策的效应，就体现出政府的导向和实际行动，会很快形成崇尚女性的一代新风。三是进一步完善现行的奖励扶助制度，老百姓是现实主义者，这项激励机制会给群众的生育观念带来变化，也会淡化群众“养儿防老”等旧的思想。然而，由于目前各地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极不平衡，到年龄够条件的家庭还是少数，标准的制定仍存在一些不合理的框框，而且现在未到奖励扶助年龄的家庭，等到他们得到实惠的时候非常遥远，所以他们再生育孩子的可塑性很大，因此完善奖励扶助制度任重道远。

（三）党政牵头，加强协调，实施综合治理。人口问题不同于任何社会经济工作，一旦错过时机，就会形成无可挽回的损失。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只有党政领导高度重视，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才能有效解决。建议各级领导对待当前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一定要吸取五、六十年代人口高增长的沉痛教训，下大决心、花大气力解决这一问题。通过制定有效政策，加大政府投入；完善对B超、分娩和流产药物的市场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加大治理力度；完善社会保障，特别是农村人口养老保障；加强多部门配合协调，加大宣传教育和各项优惠政策的落实力度等，才能彻底扭转当前性别比偏高的发展趋势，为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提供安全的人口环境。